第九章 东北易帜 2

　　二

　　夜已深，万籁俱寂。大帅府已经沉睡，唯有主楼二层中间一扇窗户还亮着灯，有种不屈不挠意味。

　　这是1929年初一个寒冷的冬夜。

　　灯光是从张学良办公室里透出来的。

　　静夜多思。张学良在他的办公室里轻轻踱着步，思索着什么，似乎又有点疑虑不决。他走到窗前，轻轻撩开窗帘朝下看去：夜幕中的大帅府与白天又不同，这时看去，似一匹奔马又像一头雄狮……一种激情油然而生。他想，在这同样一个晚上，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以及内祟，蠢蠢欲动的杨宇霆、常荫槐想必也没有息着。

　　他的思绪朝这个方面走去。年前，他毅然决然宣布东三省易帜，服膺于中华民国之时之时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日本朝野，表面上对他并没有什么过激的反映，只是表示“关切”，他知道国，这是暂时的。这种现状，基于两点：一是他还没有触动日本人在东北的既得利益；二，尽管如此，日本人对他还是已经失望了，但又不好直接出手，日本人在他的内部寻找代理人。日本人寻找到的代理人就是杨宇霆、常荫槐。日本人还没有准备好，而他己经准备好了。

　　东北易帜后，杨宇霆、常荫槐对他恨之入骨。他们以日本人为靠山，阴谋叛乱，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着准备。常荫槐在控制的黑龙江省秘密组建了一支两万余人的武装。杨宇霆秘密派人到广西同桂系头目李宗仁、白崇禧谈；同一切可以联合的人谈。同时，杨宇霆并没有放下权力，利用他所兼东北兵工厂督办（厂长）之便，假公济私，要兵工厂中两万余名军工加班加点造枪造炮……种种迹象表面，，杨宇霆、常荫槐要对他张学良动手了。

　　静静的深夜里，他似乎清晰地听到了这二人的霍霍磨刀声。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站在挂在正面墙壁上那副20万分之一的东三省地图上凝思。慢慢，他将握起的拳头捏紧。逮捕甚至在必要时诛杀枭首杨宇霆、常荫槐的计划，几天前，他就同辅帅张作相商定好了的。在下决定前，他再把这事的必要性及种种细节，又细细过一遍。他就像一个高明的棋手在下一盘盲棋。事情太重大了！一棋不慎，满盘皆输。杨、常二人都不是简单的人。他们是自己的前辈，要功名有功名、要手段有手段、要经验有经验。如果稍一不慎，后果难以想像，很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想到这些，少帅心中掠过一丝胆怯、慌乱。为了抑止这丝胆怯、慌乱，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他走上前去，从办公桌下的抽屜里，拿出一块白花花的银圆“袁大头”――那时袁世凯时代流通货币，是最大的钱。银圆正面镌刻着袁世凯头像，背面是货币制造厂等等字样。

　　少帅把白花花银晃晃的“袁大头”拿在手中，在心中默了默，如此期许，“我把货币抛起来，掉在地上后，如果大头朝天，表示杨宇霆、常荫槐该死。我会顺风顺水。反之，就是时机未到，我还得三思。”然后他将眼睛一闭，将手中“袁大头”高高抛起，“袁大头”当地一声落在地上。他睁开眼睛，忍着心跳，双手按紧，深呼了口长气，将按在上面的左手一移，暴露在灯光下的是“袁大头”正面。他手中的袁大头笑得弥勒佛似的。

　　“好，苍天佑我！”这一刻，少帅下定了最后决心。

　　连日来为应付日本人连轴转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处处长王家桢，直到昨晚深夜忙完最后一宗事，才睡去。算好第二天有整整半天时间可以好好休息，拉伸睡。不意黎明时分，摆在他旁边茶几上的电话铃声惊抓抓地响起，把他惊醒。他睡意朦胧地，很不耐烦地拿起电话，刚喂了一声，立刻惊讶得睁大眼睛，睡意全消。电话竟然是总司令张学良直接打给他的，这可是破天荒地。

　　“是王家桢王处长吧？”少帅问，语气很有些疲惫。

　　“是！”王家桢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

　　“请你立刻到这里来一下，有要事！”略为沉吟了，少帅说，“你准备一下，我的车马上来接你。”

　　“是！”王处长敏锐地预感到，少帅一定有万分紧要的事要他去办。至于什么事，他已猜测到了几分。他下了床，用最短的时间穿好衣服，胡乱洗了脸。当地穿戴整齐时，院子外汽车喇叭嘀嘀响了两声，接他的汽车来了。

　　司机将车开得飞快。整个奉天城还未完全睡来，大街上显得空旷；在这黑夜与白昼的交接间，一丝丝淡青色的晨雾在若有若无地流动，显出一丝神秘。一刻钟后，司机将车直接开进大帅府，开到少帅住的小青楼下停住。站在门口等他的张副官，对王家桢一叠连声说，“快、快，少帅在等你。”

　　他们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二楼，刚走到在少帅的办公室前，看来一夜未睡，戎装笔挺，头上没有戴帽子，在室内来回踱步的少帅，听到了他们的脚步声，立刻问：“王处长来了吧？”

　　“报告总司令！”张副官站在门前，胸一挺，隔帘道：“王处长到了。”

　　“来了还不赶快进来！”

　　“是。”张副官答应时，上前替王处长将珠帘一掀，王家桢大步走了进去，给少帅敬礼、问安。张学良却还沉浸在他的思绪中，对站在面前的王家桢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背着手继续踱他的步子。稍倾，停了下来，转过身来看着王家桢问：“如果我们内部有人事变动的话，你看外交上会不会引起什么问题？”

　　这好似突头突脑的一问，对于不在其中的人，肯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熟知内情的王处长，一下就印证了先前的猜想。知道少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紧张。

　　“报告少帅！”王处长这样回应：“如果纯粹是我们自己家的事，那就完全不用理会别人、不用理会日本人说三道四；而且他们也没有道理、没有理由管我们的家事。”少帅很认真地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又背起手踱起步来。王家桢看少帅没有再问他，也没有的别的交待，怕他在身边，反而打忧少帅，就问了一句：“总司令，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事了，你去吧！”张学良挥了一下手，王家桢处长这就去了。这事发生在1929年1月10日，这个星期日早晨。

　　这天黄昏时分，两辆漆黑锃亮，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日产最新式小轿车来在大帅府。门前站岗的卫兵按常规上前检查，确信两辆车中分别坐的是总参议长杨宇霆、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而且他们都是孤身一人没有带人，卫兵将手中小旗一举，未意放行。

　　两辆日式轿车前后相进了大帅府，沿着两边簇拥着冬青树的柏油道，朝走马转角楼中少帅住的沿着暮色笼罩、两边哨兵似地簇拥着冬青树的柏油道，朝走马转角楼中少帅住小青楼而去。很是幽静，车轮触地，发出轻微的好听的沙沙声。

　　常荫槐坐在第一辆车上。他身着一领黑色缎面长袍，处罩团花马褂，戴癞皮帽，50来岁，身材高大，马脸上一脸的麻子，他戴副眼镜，手中象征性地拄根拐杖。这时他一动不动，沉思默。有句话说得好，“爬地草根多，麻子心多。”常荫槐很有心计，他总觉得今天来大帅府有些不对劲，但又不能不来、不敢不来。

　　这次，张学良召集他们这些东三省头面人物到奉天开会，开了一天，完全是走个程序，为开会而开会。会一完，他立马上就要回到他的地盘去。可是会议完后，少帅发话了，要他们悉数留下。说是，年关到了，身为总司令的他平时很少同大家见面，大家好不容易凑到一起。他请大家到大帅府打打麻将，吃点好的，听听戏，联络联络感情。其他人倒乐得，一致赞成。只有他和同样心怀鬼胎的杨宇霆心中惴惴不安。好不容易，度日如年，两天过后，大家该走的都走了，少帅偏把他们二人留下，说有要事相商，指定的时间就是这个时候。这让他和杨宇霆有点炸、有点虚。莫非我们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为此，昨天下午他和杨宇霆单独在一起，细细反省。反省的结果是，他们的事做得天衣无缝。但他们心中总是虚。有句话说得好：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然而，他们却在私下做了许多亏心事！他们甚至后悔这个会他们本就不该来。可是，已经来了，没有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们只能在张学良指定的时间内，硬着头皮来。

　　小青楼到了，两辆日式轿车戛地停下。常荫槐、杨宇霆下车后发现，张学良的副官张飘已经等在那里了。

　　“杨参议长、常省长，请！”让他们吃惊的是，张副官并没有把他们带上楼，而是把他们带进小青楼旁边“老虎厅”，说张总司令在里面等他们。

　　“老虎厅”的得名是，大帅张作霖生前特别珍爱东北虎，在小青楼的东边特别置一厅，厅里置放的都是形形**的东北虎标本，配上若干幅绘声绘色的相关油画。进入老虎厅，就像实地进入了阴森森的东北原始森林，似乎听得见兽中王东北虎在森林深处发出的惊天动地的虎啸长鸣。

　　杨、常二人一被张副官带进老虎厅，就被吓得迈不开步子。他们一步三挪地翻着白眼问张副官：“张总司令咋让你带我们进老虎厅？”

　　“带我们进老虎厅作啥？”

　　“打麻将。”张副官一笑，如此回应。

　　“这样吓人的地方能打麻将？”杨宇霆咋咋呼呼地说：“我和常省长看着东北虎就害怕，我们就不进去了吧！”说时想溜。

　　“不行！”张副官态度很横，手一比，非要他们进去不可。与此同时，令杨常二人惊讶愕不已的是，张学良的一群武装卫兵上前，将他们围了起来。

　　“这是干什么？”常荫槐强打精神问

　　张副官一笑：“这是总司令怕你们不去，派他们来请。”

　　“除了我们二人，张总司令还有没有请别的人？”杨宇霆吓得青了脸，却故作镇静地问。

　　“有呀。”张副官哄他们：“辅帅张作相他们早进去了。”说时，杨、常二人被张副官等裹挟着颤颤兢兢地进了老虎厅中的老虎窝。他们前脚刚刚跨进门，两扇老虎嘴似的大门，轰地一声关上了。

　　惊恐不已间，暗淡的灯光下，张学良并不在老虎窝里面。阴森恐怖中，忽地闪现出七八个张学良的卫士。朝他们围上来，一个个杀气腾腾，横眉怒目，手中握张着机头的手枪。

　　“你们要干什么？”杨、常二人完全明白了，也绝望了。他们脸色煞白，逃走无望，将身子靠在门上，大声喝问，强作镇静。

　　“杨宇霆、常荫槐，你们何必再问？你们心中明白！你们作恶多端，阴谋造反，死有余辜！”内中闪出警卫排长，厉声道：“我奉张总司令命令，对你们执行死刑！”话刚落音，排长手中枪响；其他卫士同时响枪，将杨、常二人打成肉泥。

　　回到家中待命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处处长王家桢，一直觉得有要事将要发生。果然，天刚擦黑，他接到大帅府张副官打来的电话，说少帅叫他快去。

　　王家桢上了车，心急火燎地叫司机将车开快些。进大帅府，车到小青楼，车还未停稳，一直站在门前等他的张副官手一招，说：“快，随我来，总司令就在等你。”

　　张副官带王家桢上了三楼，来在少帅常用的西客厅。客厅稀开一道门，里面黑灯瞎火好像没有人。

　　张副官站在门边报告：“总司令，王家桢王处长到了。”

　　“进来。”是张学良竭力镇静的声音

　　王家桢得令，一脚跨进去，不由暗暗吃惊。好半天，他的眼睛才适应，屋里没有开灯，黑暗中，一地的红烟头，一屋子都坐的是人。他们是张作相、翟文选、万福麟、王树翰、王树常、袁金凯、莫德惠、刘哲、臧士毅等。他们都是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神情都有些紧张。少帅不在，单独在另一间屋子里。

　　单独在另一间屋子里的少帅要王处长进去。这间屋子也没有开灯，透过远远窗户上透进来的灯光，只见少帅有气无力地躺在小床上抽烟，也是扔了一地烟头。

　　“啊，王处长来了！”王家桢回应后，少帅吩呼他：“你马上到顶楼郑秘书长办公室去，看他拟就的就今天事件的报告拟好没有？拟好了，你就直接拿一份去，对日本有关方面作出解释，然后回来向我报告！”

　　场面如此神秘、紧张！虽然王处长不明白其中究里，但心中已经估计到了。他答应下来，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顶楼。顶楼又不一样，间间房间里灯火辉煌，秘书长郑谦和领着一班人正忙着。进了秘书长办公室，正在说着什么的秘书长郑谦和秘书处九处处长刘鸣九看着他说：“来了吗？”郑秘书长随即将一份已经打印好的文件给了王家桢。王家桢接过一看，不出所料，是一份将杨宇霆、常荫愧正法判决书。书中列举了杨、常二人目无法纪、侵吞公款、任用私人、暗中组织军队，图谋不轨等十大罪状。已经被执行死刑。

　　看王家桢将判决书看了一遍又一遍，也不作声。郑秘书长显然有些担心，问负责对外交涉的王处长：“你看就这样向日本人交待行不行？”王家桢这时心中已经有数。判决书中所例举的杨、常二人的十大罪状，无论按照民国法律、还是东北法律，他们犯了其中任何一条都是死罪，这没有问题。日本人从中挑不出任何破绽、任何毛病；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王家桢想了想，说行。

　　他拿着这份判决书，连夜去到日本驻奉天领事馆，要求见总领事。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新近换了人，新的总领事叫林久治郎立久治郎立即出来会见了王处长。

　　王处长进客厅时，林久治郎立已经等在那里了。明灯灿灿中，只见这林久治郎有一张圆圆的脸，西装革履，四十来岁，戴一副黑框眼镜，个子不高但墩实，脸上络腮胡刮得发青。日本人总这样，不管眼睛是不是近视，，总喜欢戴一副黑框眼镜，动作也很程式化。

　　林久治郎对夤夜而来的王处长鞠了一躬，道过辛苦后请客人坐。两人隔几而坐。表面上客气的林久治郎眼睛厉害，钉子似的眼神透过眼镜的玻璃片在王处长脸上打转，阴阳怪气地说：“你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王处长深夜驾到，肯定是有什么要事与我交涉，而且不是什么好事吧！”

　　“好事坏事？要看怎么看！”王处长端刀直入：“我受张（学良）总司令命令，特来向贵方通报一件要事。”说时，将皮包拉开，拿出一边判决书，交给日本总领事。

　　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一连将判决书看了几遍。显得很是惊讶，看完后用手托了托眼镜，调过头，拧起一副扫帚似的浓眉问王处长：“有这样的事？”

　　“有这样的事。”王处长很肯定地回答，振振有词地将判决书上所列杨、常二人的十大罪状，说得更具体化了些。

　　日本新任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对王处长出示的这份判决书无法挑剔。这是中国人内部的事，而且、杨常二人犯的条条都是死罪，他能说什么呢？只能承认自己倒霉，一上任就遇到这样棘手的事。他只能一边听王处长解释，一边假意将捏在手上的判决书再看下去，想着如何办！

　　目前，不止是关东军司令部，就是整个日本帝国都对杨、常二人寄于了很大希望，也给于了他们一定的支持。但这一切都是幕后的、偷偷摸摸的、见不得人的。现实的问题是，杨、常二人已经被张学良处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以后，关东军司令部、帝国的利益在东三省还得同张学良打交道。这个时候，他们最好的办法是装糊涂，千方百计羁留、羁绊张学良。这个时候，决不能同张学良闹翻、闹僵、翻脸……一切为了帝国，为帝国在满洲尽可能争取最大利益――这是他来就任奉天总领事时，外务省再三给他交待的原则。思绪走到这里，林久治郎抑制住满腹疑窦和不快，就此事如此答复王处长：“感谢阁下及时把这个消息、内幕通报给我。我会立刻把这一情况造报告外务省并转关东军司令部，以便我们统一口径。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希望王处长转告张学良总司令，我们会一始既往地支持张总司令；也希望张总司令与我们一如既往地精诚合作。拜托了！”林久治郎说时，站起来向王家桢深鞠一躬。

　　“那最好了。”王家桢给这个日本人回了礼，抑制住满心欣喜，彬彬有礼地说了些外交辞令后，告了辞。

　　王处长赶回大帅府时，已是第二天零时。来在小青楼前，只见少帅的副官张飘副官正带领一批卫士将杨宇霆、常荫槐的尸体用担架从老虎厅里抬出来。杨、常二人的尸体用厚厚的军用毛毯裹着，二人的血从毛毯里浸了出来，已经凝结。卫士们将二人的尸体抬上停在旁边一辆有篷大卡车上。王家桢不及细看，三步并作两步上了三楼进了西客厅。多少时间过去了，西客厅仍然保持着他先来时的原样，只是屋时开了一盏小吊灯。晕黄的灯光下，坐在那里的还是那些大员，大员还是保持着紧张的神情，都呆坐在那里，只是扔在地上的烟头更多了些。看王家桢进来，神情紧张的大员们都看着他，问他事情办得如何，日本人怎么说……就在他忙不迭地点头应答时，辅帅张作相把手一挥，对王家桢说：“快快快！快进去。都不要说了。总司令急得不行，他在等你！”

　　辅帅张作相把王家桢带进屋，还睡在那张行军床上的少帅一见王处长，翻身而起，张口就问：“日本人那边作何反应？”神情紧张得不行。王处长原原本本地将少帅在紧急情况下不得不将杨宇霆、常荫槐正法的事说了；包括他观察到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表情、心理活动；以及他对日本人之所以如此的分析等等都。

　　“成了。”张学良这才如释重负地吁了长气，手在行军床沿上一拍，随即又躺下去，对站在旁边的张作相、王家桢说：“我实在是有些熬不下去了，太累了。”他要辅帅张作相出去，把刚才的情况告诉在外间坐了一屋子，担着心的大员们；要大家散了，赶紧回去休息。只留下王家桢。

　　“树人啦！”躺在行军床上的少帅张学良亲热地叫着王家桢的号，说：“险关过去了。这一下我们更得好好地干啊！”想了想，他又交待王家桢，这事，第二天得去苏联驻奉天领事馆、英国驻天领事馆通报。张学良有些不放心地问王家桢：“估计苏联驻奉天领事馆、英国驻天领事馆对这事会有何反应？”

　　“在这事上，日本人都只能是干气，打不出喷嚏。这两个国家在我东三省的势力、实力以及既得利益都比日本少得多、小得多，不会有什么大的反映。

　　“我明天去，没有必要把我们自己家里发生的事向他们解释，最多将判决书给他们一份就行了。而且，我们如此厚此薄彼，日本人会很受用的。”

　　张学良听完点点头说：“有道理，很有道理。”然后关切地对王家桢说：“树人，你也忙一天了，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就赶紧回去休息吧。”

　　王家桢没有忙着走，他说：“总司令，我想到一个问题。杨宇霆、常荫槐的问题不应该影响到他们的家庭、不应该影响到他们的子女。现在，同杨、常沾一点边的人都在一边看，吓得不行……我建议，将此二人与他们的家庭、子女，还有别的人划割开来。这样，不仅可以显示总司令的大度，而且可以争取到好大一批人。”

　　“对，很好！”张学良说：“已经是民国了，我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决不搞株连九族的封建社会那一套，你放心！”说着翻身而起，大声对外问：“刘多荃来没有？”

　　“总司令，我来了。”刘多荃应声而进。其人气宇轩昂，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都看重的人；东北人，东北讲武堂毕业，时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卫队统带。这角很重要，相当于古代皇帝的御林军统领，刘对张氏父子忠心耿耿。就是这个刘多荃，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是率队攻打蒋介石卫队、捉拿蒋介石的急先锋。

　　“你赶快去告诉、安抚杨大嫂、常大嫂，就说我说的，她们丈夫干的事与他们家人无关，并代表我给她们各人送安抚金一万元。”刘多荃接受命令，连夜办去了。王家桢看少帅再无吩咐，回去了。

　　毫无疑问，杨宇霆、常荫槐是横亘在张学良前进路上的两只拦路虎。除掉他们，不仅在世人面前显示了过去少为人知的少帅的胆略、智慧、才干、担当，同时给了敌人相当震慑。以全新的面目示人的少帅张学良，威信如日方升，加强了向心力。一段时间以来东三省一些地方、部门出现的人心涣散、谣言四起，政出多门等乱象得到了很好的整治，从而气象一新，人心统一。张学良再无大的掣肘和顾虑，政权得到巩固，朝他的理想大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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