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朱诗婷

　　周一的上午通常都是忙碌的。好不容易等余主任开完他的短会，噼里啪啦的桌椅板凳一通乱响以后，大家各就各位，护士长带领几个护士给病房里的病床换床上的单子，铺的，盖的，换下来的一堆堆地堆在病房的门口。

　　我们小心地从单子堆上趟过去，另外一拨的护士推着输液瓶的车，在病房间穿梭，将一个个用红笔标明了床号的输液瓶放在每一个需要输液的病人的床头，还要和病人核对一遍，2床，1瓶，消炎。3床，2瓶，一瓶消炎，一瓶止血。我还真佩服这些护士能将这些药用这种通俗的语言给病人解释清楚。还有一个护士抱着体温计和血压计的盒子，给每个病人发一只体温计，然后叮嘱躺着别动，一会我来收。再看看医嘱上哪些要求测血压的给测一遍。

　　我们在忙乱中给几个病人换药，还要还和护士交涉，3床的吊瓶先别急着挂上去，等会先去治疗室换药。李教授走在前面，很亲切地问每一个病人，感觉还好吧？一边给我和许医生交代，2床明天办出院，3床等会换药的时候，注意将凡士林纱条换成干纱条，4床的家属下午签字，明天安排手术，术前准备要做好，5床，6床，7床……

　　我一边走，一边麻木地往我的小本子上记录，生怕忘记了哪一条会受到训斥。

　　又到了1床的豪华病房门口。李教授敲门，开门的是他家的保姆，说1床呢？回答我刚来呢，给他送早饭。那人呢？我也没看见。

　　瞧人家牛的。李教授撂下话，1床这么不配合治疗，以后就别怪我们的手术效果不好啊。脸色很不好看。我不是第一次见李教授发火，不过我倒不觉得陈家伟有多么不配合。住了这么久，也就是一次查房缺席嘛，别的病人也不是没有的事。

　　再说我上周给他换药，他的耳朵已经基本上干燥了，检查的听力结果也不是很糟糕，骨导保护的不错，只有气导的损失，这样的听力非常适合选配助听器，等耳朵完全干燥后就可以考虑了。

　　他现在还是指定要我换药，一直说我手轻，很舒服。我其实也知道，耳朵换药手太轻也未必是好事，因为要将很多纱条填进耳朵里面做了手术的空腔里去，目的是吸收里面的分泌物，防止肉芽增生，所以填压最好是紧实，整齐。不过他一再地要求，我也不好拒绝，只好尽力地按照书上写的样子给他填好。

　　他侧坐的时候，将右边的耳朵和右边丑陋的半脸完全暴露于我的视野之下。我的心一阵抽搐，我想，这是谁，会这么狠心？不过他现在很平静了，似乎已经接受了现在的自己，这令我非常的愧疚，为我自私的心念。我给他换好药以后，习惯性地拍拍他的肩，好了，可以回病房去了。他有些失措地望着我，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回到医生办公室，我抱着一堆的病历，今天李教授交代的任务可真够多的。我埋头修改医嘱的时候，李教授突然凑过来，说从今天开始进来的新病人全部用×××抗生素，原来的那一种不用了。还有术后的病人也全部换药。我狐疑地看着他，有点不明白是为了什么？不过从他严肃的脸上我什么也看不出来，于是我瞅了许医生一眼，希望他能给我一个答案，可是他耸耸肩，只是从我桌上抓了几本病历过去，说我帮你，这么多，什么时候改得完？

　　忙忙碌碌到中午，总算歇了一口气，却见余主任从手术室回来，头上的蓝色一次性帽子也没有摘，我赶紧闪避，他却还是叫住我，小朱，上班一个多月了吧？还习惯吗？我点头说还好，实际上我想说很累。余主任笑了笑，说刚开始都有点不适应，习惯了就好。然后就说要和我商量个事，我不知道他的意图，不过还是硬着头皮说好。

　　余主任说，“你上班有一段时间了，你也知道我们科室的情况，值班的一线医生严重紧缺，所以从这个月起，你和张跃博士除了值病房的班以外，还要参与到值门诊的夜班，这样班才排得过来，你知道住院老总和我说过很多次了，住院医生太少，班排不过来，我说你和张博士要先适应下，不能一来就排门诊班。你看，怎么样？有困难吗？”

　　我硬挺着说没问题。实际上我在心里快速核算了一下，这就意味着我一个月要上两次病房的夜班，两次门诊的夜班。病房的夜班还稍微好一点，因为上面还有上级医生一起值班，实在搞不定也可以将老总叫醒，再说，病房里有紧急情况的病人并不是很多见，就像这一个月我值了3次病房的夜班，除了一次半夜起来收病人以外，基本上也都在晚上12：00点可以睡下了。但是门诊的夜班就完全不一样了，随时有急诊，随时就要接待，所以基本上一晚上都不能睡觉，运气好的话，可能可以间歇性地睡几觉，那还得有超人的功夫，被迷迷糊糊地喊醒了，给病人缝针，清创，或者取鱼刺啊什么的，弄完了还能呼呼大睡。

　　另外还有一个令我担心的就是我还没有值过急诊班，对于急诊要处理的病人完全没有概念，这令我有些上火。

　　晚上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想上网去订一本《耳鼻喉科急诊学》，不过打开电脑才想起来这两天忙着吵架，也没有来得及去电讯局办理上网的事宜。我算了算如果按年交费的话，一年又要交一千多块，想想，从学校里搬出来增加的花销可真是不少。我想了想要不要周国辉帮我在他们实验室里的电脑上订一下，反正可以选择□□，不过我犹豫了一下，又觉得自己这样巴巴的给他打电话有点没面子，于是将已经按完了号码的手机又关上。

　　我有些焦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对于即将到来的门诊夜班生出无限的畏惧感。我有点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朱诗婷，我不是一直都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吗？我拿着电话，却不知道有谁可以打。

　　周国辉，本来他是一个好的听众，也是一个好的引导者，但是这个周末的战争让我踌躇了，我不想现在因为我的畏畏缩缩而让自己在这一段关系中更加处于下风。

　　打回家，我没有把握我父母之间的战争到底演化成怎样了，虽然我是希望打电话回去问一下情况，但是我又担心我的电话会再一次成为他们的□□，我宁可自欺欺人地相信，如果他们不打电话来，应该就是硝烟殆尽了。

　　在剩下的可以选择的人选中，我想了想，或许可以问问张跃，他也要值班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准备什么资料，或许可以介绍一些经验给我。不过我一想到他在科室的那一次表白，我就觉得头有点大了，倒不是别的，我是有点怕他误解我的意思。再想想，许医生或许可以给我一点建议，我好不容易找到他的电话号码，拨过去却是无人接听的状态。我摔下电话，破门而出。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我转来转去，结果还是转到了医院。习惯性地到了病房，我坐在医生办公室，拿一本书看看，办公室里的冷气开得很足，我有点意识到我刚才的不耐烦，估计和出租屋里热烘烘的空气有关。现在我感觉要舒坦许多了，值班的是进修医生小何，看见我，就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朱博士，晚上还来了。”我笑笑说，“这里凉快。”小何点头表示赞同，说：“我们进修公寓里没有空调，一间屋子里还塞了4个人，像洗桑拿的，我不值班也喜欢在病房呆着，等会儿还有夜宵吃，吃完了再回去睡觉。”

　　我没有等到吃夜宵就跑到门诊，决定自己去看一看夜晚的急诊到底有多忙。到了门诊却没有想象中的车水马龙，进修医生王斌在值班，他一见我来，就和我开玩笑，“朱医生，怎么啦？咔鱼刺了？你这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我说：“怎么就没什么好话？”他说：“这个时候来的，不就是咔鱼刺的么？”

　　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于是也笑了起来。我说：“怎么没有病人啊？”“怎么会？不是一直都有，也不是一直都没有，”才说着，果然就来了位四十多岁的男人，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含糊不清地说，“咔鱼刺了！医生快帮我取出来。”

　　小王医生倒是见惯不怪地，对病人说，“坐椅子上。”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额镜，打开自己左面的站灯，调节好光线，又从治疗盘里拿一个压舌板，说，“张嘴”。病人就张开大嘴，我凑过去看，闻到一股及其让人恶心的酒味，小王拿压舌板将病人肥厚的舌头往下压，病人开始有恶心的感觉，小王只好松开，说，“我要检查，你可得配合，不配合我可看不清楚鱼刺在哪儿。”病人只好再次顺从地将嘴张大，不过也没忘了骂骂咧咧地说几句：“搞个球。”小王也懒得理他，估计在门诊这样的主不在少数。压舌板压下去看见整个咽部充血的厉害，但是也看不清鱼刺在哪里，又检查扁桃体窝，说别动，我看看这儿，再仔细看也不是，只是一些粘液状的分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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